環境前線：核工業:許諾一個不可能的未來

作者：本報訊 | 台灣立報 – 2012年11月20日上午3:37

■徐詩雅

即使受綠盟邀約來台的國際獨立核電與能源政策專家麥可施耐德（Mycle Schneider），已經結束在台的緊湊行程，返回巴黎，但在他在台短短幾天，不論是在立院的跨黨派座談會、中研院的學術研討會，及在能源政策專家對談的活動上，有許多精彩的發言是未被媒體捕捉到的。在此整理這段時間以來，施耐德在台的活動側記，及他針對台灣核電與能源狀況的重要回應。

趕來台灣前的行程，施耐德受邀至韓國及日本為不同單位提供諮詢。此行前往韓國的原因，是因為8月時，施耐德被國際原子能總署（IAEA）以專家身分，邀請到首爾在韓國核工業界發表最新研究「2012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」，首爾市長在8月的行程認識了施耐德，並對他提出的能源途徑及政策工具極感興趣，因此邀請他再次前往首爾，擔任首爾未來提升能源效率的能源政策施行的特別顧問。

數據讓核工業者臉都綠了

我們好奇實質推動核電發展的IAEA，為何邀請他對核工業者發表報告，他大笑說：「這確實是一個大謎團，我只知道我在首爾報告完後，台下的核工業者臉都綠了，但是他們也實在無從反駁我基於具體數據上的分析啊！」

私底下的施耐德謙和客氣、幽默俏皮，在工作團隊疲憊不堪時，他還是充滿活力的以笑語帶動團隊士氣；儘管我們為他安排的行程，緊湊到他往往只有在晚上才能好好用餐。

他在台灣最後一天的論壇中，受邀來進行對談的前原能會副主委謝得志，在施耐德主動驅前認識時，很快的就問施耐德是讀什麼的、從哪裡畢業，施耐德禮貌回應：「我是自學的。」謝得志隨即在對談一開始以施耐德是「自己整理資料」作為發言的開端，讓現場隱約感覺在暗示施耐德沒有足夠的權威在核電議題上發言。

論壇結束後，我向施耐德對此致歉，他笑回：「沒關係的，核工人士老愛拿這點攻擊，畢竟我讓這個行業損失太龐大了。」然而施耐德不需為此受到冒犯、核工業對學歷的攻擊從來不成功的原因，是他扎實的研究功夫，及提供能源系統分析的研究方向，核工業內少有匹敵，也因此他的研究屢屢發表在核工界內的權威期刊，其與核工專業者論辯的實力，早已不證自明。

我們與他談到台灣政府及台電要讓世界核能發電協會（WANO）與美國核管會（NRC）協助審查核四安全，他對這兩個單位的組織局限提供了非常具體的分析。儘管認為邀請專家提供意見的方向是正確的（但前提是專家必需獨立於產業利益之外），卻仍然表示：「高度懷疑核四廠必需存在。為何還要討論核四要不要興建？」尤其在台灣這樣高人口密集度的情況，加上地震因素，福島核災後有相同地震風險的日本選擇了關閉核電廠（何況日本的人口密集度還低於台灣），但同樣甚或更高風險的台灣卻仍然繼續興建核四廠，這個選擇讓施耐德感到非常訝異。

我們要繼續走回頭路？

施耐德以他在各國擔任核電與能源政策顧問的經驗，為我們帶來許多國際核電廠的啟示，讓我們看到，不管是對核廢料處理、核電安全、核電廠興建等等，仍充滿未知與不確定性的變數，然而核電業者和核安監管單位，幾十年來都在對民眾承諾一個不可能的未來。當國際趨勢於核能的使用逐漸降低，而進步且可行的能源途徑：從消費端節能、減少電力消耗並從生產端提高能源效率，就在眼前時，台灣的選擇是要走在趨勢的前鋒，還是走回頭路？

（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研究員）

▲位於英格蘭東南部索夫克（Suffolk）的Sizewell B發電廠，圖攝於2007年5月22日。（圖文／路透）

麥可施耐德在台問答

文字整理：房思宏、徐詩雅

提問：綠盟與媒體／回答：麥可施耐德（國際獨立核電與能源政策顧問）

Q：在台灣核能仍被視為是走向低碳的重要政策選項，馬政府的能源政策裡依舊保持馬政府穩健減核的步調。廢核與減碳有可能同時進行嗎？

A：不論從科技或經濟層次來看，讓所有國家都廢核都是完全可行的，唯一的問題只在於期程規劃而已。我認為區分既有運轉核電廠以及興建中的核電廠是很重要的：新建核電廠不是一個有效率的減碳政策選項，甚者，這還是一個「氣候殺手」。原因很簡單，現在已經有太多更有效率的減碳政策及科技，都比蓋一座新的核電廠要來得更快更便宜，錢花在新建核電廠的同時，意味著這些錢無法投入到更有效的選項中。至於既有核電廠，撇開安全問題不談，他們也是妨礙創新的存在，無法讓資源投資到更安全的環境中。

從整個系統角度出發，核能跟再生能源發展是互斥的，其關鍵在於核能（以及其他火力發電）所仰賴的是一個集中式的能源系統，而要讓再生能源最好地發展，需要的是分散式的電力系統，以地方或區域為單位來規劃。要讓再生能源最有效率的發展，需要的也是不一樣的電網設計。

Q：馬政府雖然有穩健減核不讓既有核電廠延役的宣示，但根據內部消息指出，台電不但沒有開始著手除役規劃，台電甚且希望能讓核電廠延役。因此想詢問您對於減核及除役的建議。

A：台灣既有6座機組的平均壽命是31年，你還記得你在1980年開過的車嗎？德國政府在福島核災後立即關閉8座反應爐，只因為這8座反應爐的運轉時間都超過30年。當然這也是因為德國已經有相當完善的再生能源發展計畫，311之後德國的太陽能及風力發電廠已經生產超過1萬MW的電力，2011年通過的非核法不僅決定每個反應爐最終除役的時間，同時也伴隨著相關的能源立法，以前所未見的能量支持改善能源效率及再生能源。這些立法對投資者來說提供了相當安全的投資環境，也確保廢核政策的順利開展。

Q：台灣政府和台電總是對民眾宣稱停建核四要付天價違約金？

A：如果台灣政府和台電宣稱停建核四要付天價違約金，並以此作為繼續興建的理由，那我只能說他們的談判工作做得實在太糟。在過去幾年，停建核電廠的案例在國際上不計可數，而這種商業合約也一定有退場機制。在這一年停掉的核電廠，就有兩個在保加利亞的反應爐（1987年開始興建，今年3月政府宣佈無法再負擔建廠經費而正式停建）及兩個在日本的反應爐：大間電廠，與島根電廠3號機，分別是2007和2010年開始興建，也都在福島核災後也停建了。

Q：您怎麼看台灣政府及台電確保核四安全的方式：邀請世界核能發電協會（WANO）與美國核管會（NRC）審查核四安全？您對台灣的建議？

A：當你要評估喝酒對身體是否造成健康風險，會找酒商同業公會審查嗎？世界核能發電協會（WANO）的成立就是這種基於同業互助的公會性質，他們的評估可信度當然很低。至於NRC是美國核能管制單位，他們不需對台灣核電安全負責。用他們專家意見也許是有幫助的，但不能把NRC是為獨立的專家團隊，也不能僅只採用他們的意見。找專家來評估，這種方向基本上是對的，但找來的專家必需獨立於政府及核電產業利益之外。

在與立委座談會中，我已經建議比較好的方式是：

1.由國會委託獨立的專家團隊進行調查及報告，所以這份報告是國會的報告，而不是原能會及台電委託的報告。

2.舉辦公開的聽證會，讓國會委託的獨立專家團隊發表他們的分析與研究成果，政府官員、原能會、台電、甚或環保團體都可以來聽證會，直接與國會委託的專家進行辯論。

Q：針對全球核工業的衰敗趨勢，與核能安全的關連性？

A：新建核電廠在時間及金錢上都需付出巨大成本，因此核工業只剩下一種生存策略：讓既有核電廠延役，延多久是多久。而這將為核能安全監管機構帶來龐大的壓力。完整檢查及強化核安單位的監管能力至為重要。歐盟對既有核電廠的壓力測試顯示，儘管進行的是有限的檢查測試，但測試結果已經顯示許多核電廠必須在安全設計上大幅改善升級。而問題是：在這些核電廠可以大幅改善升級前，他們還能運轉多久？

Q：目前核安監管單位對風險控管的心態，是否足以保證不會發生核災？

A：無法保證。核安監管單位的工作就像要去確定坦克開在市中心是安全的一樣，然而也許一開始就不該讓坦克開進市中心才對。

Q：目前核安監管機制設計中是否存在無可避免的缺陷？

A：是的，目前的管制單位都是在既有管制架構中形成的，每個監管單位都存在特定的強項與弱點，但整體來說，目前管制單位存在的問題包括：

1.與電廠營運者間的緊密關係。

2.對於核災風險的計算是基於概率風險估算（probabilitic risk assessment）而不是發生危險的可能性（danger potentials）。

Q：對於福島核災是人為釀禍的看法？是否提昇核電廠安全標準即能避禍？

A：說到底，所有工業災害皆可以連結至人為因素，不管是從設計、執行、控制等角度來看都一樣。福島給我們的教訓是「災害的可能性」，而不是核電廠管理問題，重點是核安監管單位無法設想並預先排除所有可能的威脅及風險（像是恐怖攻擊）。

Q：針對「核能依賴」的現象，除了排擠對再生能源的投資外，是否還帶來其他影響？

A：影響很多，像是對電廠營運者來說，運轉核電的經濟風險就很大。在311之前，東電一直被視為是非常成功、穩定且安全的投資選項，然後瞬間這間公司就破產了。核電依賴帶來的問題之一是（前述）其集中化本質，未來需要的是分散式的能源系統，可以平行整合不同電網。集中式的核電及火力發電反映的是過去的思維。